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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峻法绝非安国计 读小说也要正心思 ——观《大秦帝国》杂感

2017-07-31 12:45:09  来源: 浏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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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振羽

  前段时间,《大秦帝国》三部曲在央视热播,着实刮起了一股“秦风”。早在大几年前曾有人推荐我看原著,说这部小说颠覆千年以来国人对于秦帝国和法家的认知,令人耳目一新。我当时心存疑问,但是一来当时尚未看过原著,二来觉得自己诸子之书读得还不够,所以只能不置可否。这几年自以为书读得比较系统了,先秦百家的儒、道、法、墨诸家著作,也算读了几本。近来抽空把《大秦》的原著和电视剧三部曲草草看了一遍,有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

  总体说来,作者力图向读者传达出这样一种观点:秦国,包括后来的秦王朝,并非我们印象之中野蛮、血腥的“暴秦”,而是一个依法治国的、奠定中华文明之基的“大秦”。它的灭亡并非如传统史书所说,是由于它残暴无道,不能施行仁义;而是由于它没有完成从战时法治到和平时期法治的过渡。对此作者似乎表现出一种深深的遗憾和惋惜。

  《大秦》虽是小说,却最大限度地忠于正史,特别是对于秦国覆亡原因的崭新看法,的确颠覆了从《史记》开始确立的对于秦国的史观,确实可算耳目一新了。但窃以为,这种提法虽不能算错,但难免有避重就轻、避实就虚之嫌。

  《大秦》里多次提到“以法治国”,似乎这是作者急于彰显并传达给读者的一个观念。但在我看来,作者有意无意地混淆抑或是偷换了一组概念,即“法”和“法家”。说秦国依“法家”治国则可,说秦国依“法”治国则不可。因为法家之''法”和我们习惯上理解的“法”根本不是一回事。

  春秋战国时期,礼制崩坏,学术下移。原先官学中的一些专职官吏或民间新兴势力的代表人物纷纷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建立自己的学派。比如儒家之流,源于周室礼官;道家之流,源于周室的史官;墨家之流,则是民间小生产者或者游侠的代表。那么,法家是不是源于周室的司法官员呢?答案是否定的。冯友兰在阐释法家源起时说道:“法家者流,盖出于法述之士。”什么叫法述之士呢?更确切的表达应当是政治家或者政客,而绝非什么司法官员。

  法家的源起决定了法家的治国理念。虽然法律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律的核心在于保证自由,只不过保障的群体随着社会的发展有所区别。但作为政治家和政客,他们的理念更多偏向于管理和控制,与通常意义上“法”的理念是完全相反的。先秦著作《管子》里有《牧民》一篇,“牧民”在这里是个动宾结构的短语,直译过来就是(像放牧牲畜一样)治理民众。从这个篇名我们便不难窥见当时的政客或者说是政治家对于民众的态度。

  大争之世,富国强兵可算作是大多数学派共同的目标,只是实践方式有所不同。法家的办法是加强君权,加强当权者对于人的控制。其学说的核心是“权力”、“权术”,而根本不是什么法律。围绕加强君权,法家又分为三个流派: 一是慎到为代表的“势”派,强调“势" (权位高低);二是以申不害为代表的“术”派,强调权谋的运用;三是以商鞅为代表的“法”派,强调法令的作用。至战国末期,韩非集三派之大成,成为法家的一代宗师。

  无论是“法”、是“术”,还是“势”,都只是加强君权的手段。“法”家的“法”更大程度上是“术”和“势”的具体化,这样的“法”有一个典型特征——工具理性。

  所谓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不可否认,以工具理性为导向的做法在战国那个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的确十分有效。秦国能在短时期内迅速成长就是其最好的证明。但是,这种导向的根本问题在于,人不是工具;作为人,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其有效性,而在于其作为人的主体价值。然而,价值正恰恰是法家所极力排斥的。在法家眼中, 一切都是工具。整个国家不过是一台为君王服务的巨型机器罢了。官员也好、士兵也好、平民也好,只不过是机器上的零部件而已,他们命运就是忘我地转动直到老化。虽然商鞅通过奖励耕战等一系列措施打通了阶层垂直流动的通道,防止了阶层固化,但这仍然难以推饰法家之法强烈的工具理性倾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此类在儒家著作中随处可见的话语,在法家的律条里却难觅踪迹。

  战国时代,想要生存发展,如孔孟那样一味地讲仁义礼智固然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如若都似法家这般,一味排斥主体价值更非良策。其实儒家有“内圣外王”的说法,就是要在主体价值和社会效益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在这一方面,与“思孟学派”(子思—孟子学派)这一所谓正统儒家学派相比,更值得称道的是荀子。他没有像法家一样无视人的主体价値,而是主张“尊礼隆法”、“王霸并用”。其学说相较“思孟学派”,虽然隐隐透出一股文化专制的气息,但是在荀学的体系里,儒者在国家机器中最坏也是作为“技术性官僚”,而不是作为机器的零件存在的。

  《大秦》之中,作者借商鞅之口说道,法家之“法”派之所以胜于其他两派,乃是因为以法令治国不是只治一时,而是可以保证变法成果永存,不受时间、地域、人为等因素的影响,然而实际情况未必如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不输任何一部西方资产阶级宪法典, 却没有保住革命的胜利果实;英国是个习惯法的国家,君主立宪制照样延续至今。所以,单纯从法律层面来的说,革命或变法的成果能否长期保持,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成文的法律,而在于相关法律是否对权力进行了有效地分割配置。如果分割配置有效,成果就能得以长期延续,反之则其国难逃灭亡的厄运。而秦国之法,在当时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条件下,对君权的强化是空前且畸形的,那么,他的灭亡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综上所述,这样一个漠视主体价值,视人如工具,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法律体系既无更新的内生动力,在统治者眼中也无更新之必要。所以,没有完成法律体系的过渡,只是表象;不可能完成那样的过渡,才是根本问题所在。史书说秦国残暴无道而招致灭亡,虽然存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儒家的偏见,但是毫无疑问地触及到了秦法工具理性的本质。《大秦》中所阐释的“以法治国”的新观点,与传统史观根本不在一个层级。书中对秦国的美化毫无疑问是过度的、不客观的。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去否认商鞅变法对于秦国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意义,也不是宣扬西方的分权传统就比中国的集权传统更合理。毕竟“百代都行秦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地理、人口乃至于产业结构的情况也与西方不一样。很多事情没有优劣,只有异同。《大秦》作为文学作品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它所传达的观念,至少以我个人不太成熟的观点来看,是不太公允的。我们虽然不能用史学的标准去评判文学,也应当尽可能客观、理智地去看待和分析历史, 即使此时此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汲取先贤的勇气。凭着自己情感上的爱憎,片面夸大某一历史阶段的优越性,无视历史的教训,显然不是科学的治史之道。民国时的《国史大纲》,现今的《大秦帝国》代表的都是同一种错误倾向,这是我们读书治学时需要格外注意的。

  (孙振羽,现供职于淮安市残疾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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