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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士大夫之刍议

2018-02-22 17:07:07  来源: 浏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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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俊

  孟森(1868-1937)早年受聘于上海南洋公学任教,旋至译学馆主持翻译事务。1902年在广西边务督办郑孝胥署中任幕僚,为郑赏识,资送去东京政法大学学习,译有日本维新后的政法类书籍。回国后主编《东方杂志》。后来专志于明清历史的研究,晚年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清史讲义》第二编中则以勾勒史事脉络为主,从开国、固基、全盛、守文到咸同转危为安(平定太平天国运动)。

  《明史讲义》乃其北大授课讲义,章章洗练叙述明代诸大事本末,“开国”章第一节的第二段开宗明义:“凡历朝享国稍久者,必有一朝之制度。制度渐坏,国祚渐衰。有经久难坏之制度,即有历久始衰之国祚。”与《万历十五年》的制度否定论形成鲜明对比。孟森主张考察制度沿革来寻绎王朝兴衰轨迹。洪武年间,国子监生分行天下,定鱼鳞图册、督修水利等善政,奠定国本。现仅就翰林院的建制与发展探究一番。

  “翰林”一词在汉代已现。清代赵翼曰:“翰林之名,本于扬子云《长杨赋》,所谓子墨客卿问于翰林主人,盖谓文学之林,如‘词坛’‘文苑’云尔。古未有以此为官名者。其设为官署,则自唐始。”

  据《明史讲义》记载,“国家大政事辄咨之”,“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孝孺”即翰林学士方孝孺,足见翰林官在建文一朝颇受重视。詹事府即“太子府的秘书机构”,并入翰林院,主要负责培养教习太子、太子府的经筵日讲、备太子顾问等事务,“翰詹”合流后,遂成翰林官升转阶梯。

  但是,明初翰林官主要通过举荐和征召来选任,故鱼龙混杂。明初仿元制,翰林院被称为翰林国史院,秩正三品。虽经改制,但基本格局面貌如下:(1)正官,包括学士一人,正五品,负责撰写、详正文书,考议制度等,同时备天子顾问;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从五品,负责为皇室成员讲读经史。(2)属官,包括侍读、侍讲各二人,正六品。(3)史官,包括修撰,从六品;编修,正七品;检讨,从七品。负责撰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等。(4)庶吉士,没有品级,也没有定员。翰林院还掌管科举事务、教习庶吉士、组织重大典礼、稽查理藩院档案等等。

  洪武十八年(1385年),庶吉士制度正式设立,使翰林院制度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联,遂成“非进士不入翰林”之局面。被选为庶吉士就意味取得预备资格,逮经三年“以朝臣为师、以经史诗赋为课”培养,“散馆”考试优秀者被授予翰林官之职。

  另外,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杀,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为翰林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朱元璋仿宋制设殿阁大学士,将翰林院品秩从明初的正三品降为正五品,不过翰林院的实际权力变大。据《明史讲义》记载:“当是时,以翰林、春坊看详诸司奏启,兼司平驳……十五年置大学士,秩正五品,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实乃平衡之举,旨在节制翰林官与殿阁大学士,使其相互牵制,从而避免权力集中。

  《明史》(《明史》体例与历代史不同的地方,譬如《阉党》、《流贼》、《土司》为前史所无。)记载,明成祖朱棣命“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内阁遂成立。内阁后来得到发展和强化,逐渐取代翰林院,成为皇帝身边的中央秘书机构。但是,内阁大学士必定出自翰林院,也就形成了“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通计有明一代入阁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有其九”,翰林院的政治功能空前强化。

  从帝王方面来看,“作养士气”也是绕不开的。朱元璋对于有真知灼见的人,不吝啬破格提拔,像教谕(县学教官,主管文庙祭祀、教诲生员)、典史这些微末官吏,都可以因为直言,而被拔升高位;但对由元入明的士人非常严厉,对年轻气盛的新一代士人,则颇能容忍乃至优待。士大夫人格独立个性张扬也源于此。建文帝刚登基时候,一天生病上朝迟到,尹昌隆就上疏批评,建文左右人想把皇帝生病的事情告诉尹昌隆,结果建文帝制止说“直谏难得,何可沮也?其以疏宣示天下,使知朕过”。孟森将之与清朝对比,“清嘉庆初,编修洪亮吉上书请代奏,亦视朝稍晏等语,严旨立斩,临刑改戍伊犁,遂亦称盛德,视此又何如也!”

  在大礼议的事情上,明朝的文官集团将嘉靖皇帝逼得紧,嘉靖陪尽笑脸,还是碰得头破血流。在万历时期,皇帝连立太子的权力都被剥夺。孟森在《明史讲义》中分析道:“风气养成,……气节高于清世远甚。盖帝之好善实有真意,士之贤者,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一为意气所激而掇祸,非所顾虑;较之智取术驭,务抑天下士人之气,使尽成软熟之风者,养士之道有殊矣”。另外,明朝比较彻底和完全地推行科举选拔制度,让士大夫多有强烈的责任感;政治公开化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和舆论压力;程朱理学、王阳明学的兴起,王艮开创的王学左派“立人极于宇宙之间”的思想,和20世纪的鲁迅“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相似。何心隐更否决做官,“若在樊笼恋恋,纵得以展高才,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

  孟森《明史讲义》也提到“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之美俗。”总而言之,明朝士大夫抗争精神,离不开皇帝对士大夫精神的珍视,以至成为风气,但此后三百五十年,统治者所悉心培养的却是忠诚的奴仆。翰林院与士大夫身上的理想主义精神,代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优良品质与人格魅力:比如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西汉人的淳朴,东汉人结党聚朋之气且崇尚名节,魏晋上品门第男女风骨,隋唐人的不羁,宋人的适意文雅、超拔正气,明人的执拗与前仆后继......这些在如今的公民社会难以寻迹矣。

  (安俊:目耕缘读书会资讯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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