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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疫情法治杂谈(文/赵殿中)

2020-03-27 10:40:49  来源: 浏览数:

 中外疫情法治杂谈

赵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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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在新冠疫情严重的意大利,有一个叫沃镇的小镇,居民集体走上街头,手持横幅要求政府归还自由,他们拒绝戴口罩,也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另一份报道中,意大利议会某众议员开会时戴口罩,引起争议,受到媒体嘲讽。在早前的报道中,意大利政府曾发布法令,在疫情严重的几个地区实施暂停集会和体育娱乐活动等措施,遭到地方抵制,真是什么也挡不住向往自由的心。  

无独有偶,我们的邻居日本,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游客下船后,未当场发烧的,任其自由活动,首相解释说作为法治国家,“未便”由政府或特定公司提供交通工具,以免有限制自由之嫌。在韩国,政府采取限制措施后遭到反对党的严厉批判,声言要追究总统责任。

这就叫人难办了。讲自由的,疫情遏止不住,比如意大利。搞“强制的(如封城)能有效控制疫情,又违反法治人权(外国人语),比如中国。感觉上横竖都不对劲。在中国人看来,这些外国人的脑子大概是被病毒烧坏了。隔离和封锁都是为了阻断病毒的传播,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安全和幸福,因此政府的禁令没毛病,遵守禁令也是天经地义。“自由”如果解决不了病毒问题,自由还有啥意义?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跟这些外国人就是说不明白。

这确实是不容易说明白的道理,彼此都是这样。比如封城、管制交通、禁止人群聚集、关闭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和服务设施等,在这些外国人看来,就是侵犯了个人的“自由”和“人权”。网上播放的各种各样无人机喊话、村长训话的视频,中国人看了哈哈大笑,觉得好玩,没有人觉得受到伤害。而在这些外国人眼里这不但侵犯权利,还破坏法治,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怎么中国人就是不明白。  

这就是在不同视角下对同一问题发生的观点差异,如果抛开意识形态因素,研究这一差异是很有意思的。不少中国人和外国人互相埋汰,一个说对方不讲法治,一个说对方滥用个人权利。透过争吵,我们会看到隐藏在这些差异背后的不同文化、不同的价值观,以及在这些文化影响下的不同的法治观。下面我们就以疫情防控为例,来看看这些不同观念对人们采取行动确立态度产生着怎样不同的影响。

第一、中国人的权利观。我们的文化中利他主义价值观具有深厚的道德基础,我们的传统观念以义务为本位,因此当限制自己的自由成为于他人有益的行为时,中国人总体上是接受的。西方文化里对于自由的认识,其实是建立在利己的基础之上,以权力为本位,自由即做自己想做事情的权利,自由意味着不妨碍他人,他人也不能妨碍我。为什么中国人能够在家自我隔离几十天而不发生哪怕是极小规模的抗议?为什么某些外国人仅仅是集会、晒太阳、到酒吧喝酒被限制就满世界的嚷嚷?这是由文化决定的,中国文化的谦抑性塑造了中国人在一些特定的时刻能够自我牺牲的集体性格,这一点基本上跟法治好坏没有关系。 

第二、中国人的集体观。中国文化强调集体整体的利益,在家国关系中,国家是第一位的,所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是法治最基本的原则和价值所在。个体权利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服从公共利益需要,这不仅是法律规定,也是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迅速采取封城、交通管制以及事实上全民强制隔离等强力措施而极少不服从的原因。西方文化强调个体权利,在个人本位的价值体系下,任何牺牲个人权利而满足集体需要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认为是非正义因而也是非法的,所以同样的情况下,有关国家若贸然采取中国一样的行动,存在着道德、民意等方面的巨大风险。  

这一现象既是文化差异也是制度区别,所以影响着决策程序、内容、正当性、合法性等各个方面,它在彼此观念上造成的差别在一定意义上是无法调和的,但不能互相否定,因为这种差别性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必然存在的,不是优和劣、是与非、对与错的问题。前一阶段有关外国对中国法治甚至制度的指责有的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有的则属于观念隔阂。我们也一样,当我们嘲笑那些要自由不要命的外国人时,其实也忽视文化和观念的差异性,或多或少也会带有偏见。  

第三、中国人的政府观。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牛?中国的国情和传统决定了中国一直有着相对强大的政府,这不仅是维护社会共同利益所必须,更是确保国家统一之需要。在特定的事态面前,恐怕很少有国家具备中国政府这样强大的动员能力,也很少有国家公民具有中国人这样的绝对支持和服从的品质。当然我们现在正处于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所以疫情防控中法治不应该缺位。正因为有了法治作为前提,各项防控措施有了法律保障,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政令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执行力。当然,法律的不完备也是显而易见的,某些地方以及某些事务处理方面的违法行为也不在少数,这造成我们整体法治评价的降低。疫情过后,在完善法律、防止权力恣意、合理平衡公私权力以及进一步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等许多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总体而言这些瑕疵构不成对本次疫情防治法治化的否定。

当前疫情有在全世界进一步蔓延之趋势,这对所谓民主国家构成的挑战更大。西方传统法治的要义就是限制政府权力,政府不过多干预就是了。但根据疫情防治的需要,当务之急是要限制公民的某些权利,比如集会、集体狂欢和到酒吧喝酒的权利,以防止病毒聚集性扩散。但政府在这些方面,显然存在顾虑。虽然从法律意义上,任何法治国家其实都不缺少采取必要措施的法律理据,但在西方法治国家,若非迫不得已一般不会主动对个人权利做太多限制,因为谁也不知道在民意或者政治、法律等方面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除此之外,思维习惯方面对人民的行为和态度也有影响,比如,中国人一般会直接对事情的利害得失作出判断,很少做价值方面的判断,在疫情面前,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怎么有利于防疫就应该怎么去做,所以民众对政府采取的措施总体上理解配合。这种实用主义的集体性服从的态度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对伴随的不正当的甚至违法的行为的容忍,导致在目的正当的掩盖下,整个措施体系中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存在着权力性行为任性的问题,这恰恰是法治不成熟的体现。而西方的思维中会将价值判断放在前面,首先考虑是不是影响了“我”的权利和自由,权利和自由未经正当程序不得限制和剥夺,这是他们的价值观,具有普适性。但在重大危险面前,抱着死脑筋怎么行,考虑问题的重点或者顺序是可以变一变的。形势比人强,实践教育人,随着中国疫情状况的好转和有关国家疫情状况的持续恶化,有关国家开始认识到对公众行为作出某些限制甚至禁止是必要的,而且根据中国的经验和教训,采取这些措施的时间应当更早一些,这是个科学问题,当然前提是要符合法治的要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转变,大家取长补短总比互相埋汰要好。

 

(赵殿中,目耕缘读书会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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